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而能源转型的关键不只是开发新技术，更在于让真正有效的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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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业务主席Jean-Charles van den Branden（以下简称JC）在接受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规模化创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企业需要判断哪些技术能够真正实现规模化，并在不确定性中做出长期投资选择。

　　JC强调，能源转型最大的挑战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判断转型速度。如果企业过早投入资本，可能承担技术路径尚未成熟的风险；但如果等待太久，仍依赖传统能源体系，也可能错过产业转型带来的机会。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情景分析理解未来趋势，同时保持调整能力和供应链韧性。

　　从可再生能源到电池、储能，再到未来可能发展的清洁燃料，全球能源转型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参与者。JC指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在许多相关技术领域建立了领先地位。世界正在关注这一发展，并希望通过合作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能源转型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也是一场关于资本、产业和全球合作方式的重新调整。未来的能源转型将走向何种路径？JC认为，关键在于推动技术规模化应用，并通过跨国合作，让更多绿色技术真正进入全球市场。

　　JC：我负责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业务，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事情都是我工作的核心。“规模化创新”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开发相关的技术，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让所有人能够共同生活在更美好的世界里。因此，这些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非常关键。

　　JC：“规模化创新”意味着企业需要判断哪些技术能够真正实现规模化，哪些不能。

　　举例来说，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时，我们在多达37种不同的、可用于遏制气候变化的技术中押注。但最终真正实现规模化的只有寥寥几种——太阳能、风能、电池、电动汽车，以及一些农业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的规模化程度比预期高出三到四倍。

　　对企业而言，做出正确的选择非常关键。许多技术，比如清洁燃料，还没有实现规模化。如果企业十年前押注的是清洁燃料，那么可能无法获得预期的资本回报。

　　南方财经：能源转型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创新与能源转型的节奏差异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挑战？

　　JC：确实会。一些技术发展得非常快，可以迅速改变行业走向。我之前提到的清洁燃料，在某些特定应用中可能发展得很快。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企业资本支出的周期可能长达十年。如果你无法理解监管政策将如何演变、贸易壁垒和贸易流向将如何变化，那么把资本投到某个地方后，情况若发生变化，你将无法获得已投入资本的回报。

　　JC：我们不可能完全预测未来，但我们会建立情景模型，判断气候变化以及一系列技术将如何演进。

　　比这些情景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客户合作时，会帮助企业围绕特定技术建立明确判断，同时保持适应性和预判能力。如果事情未按预期发展，就要灵活应对，调整至正确的情景进行预判，同时具备韧性。

　　随着全球继续变暖，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加，因此企业需要在供应链中构建稳健性和韧性，并对此加以投资。

　　JC：我们已经看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是第一波浪潮。现在我们看到第二波浪潮，围绕电池和储能展开。接下来，不仅是绿色电力，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围绕“绿色分子”，也就是清洁燃料领域的相关发展。但其发展速度和覆盖范围仍有待观察。这三类发展非常清晰，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

　　JC：中国和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一样，缺乏充足的化石燃料。虽然煤炭储量相对丰富，但中国希望摆脱对煤炭的依赖，由此需要依靠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独立。

　　所以，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该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在许多相关的技术领域，中国已经形成领先地位。世界正在关注这一点，并认为可以从中国引进部分可再生能源技术，通过良好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以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此外，电动汽车是世界高度关注中国发展的另一领域。中国在这一领域也逐步建立了领先地位，各方也可以就此开展交流协作。

　　南方财经：能源转型不是靠一家公司、一个国家或地区就能单独完成的。你认为哪些领域存在国际合作的机会？

　　JC：我们需要摆脱一种思维——认为每个地方都要自己解决问题、在各自区域内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整个地球，而不是某一区域对另一区域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应对挑战、推动全球脱碳。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而是需要共同合作的全球议题。我们需要发展这些技术，并在国际范围内应用。我们需要电动汽车出口，需要实现电动汽车的多地生产，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此类技术。

　　南方财经：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首席执行官（CEO）们面临人工智能（AI）、地缘政治、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等多重优先事项，应如何平衡？

　　JC：这非常重要。短期来看，企业可能只想优化成本。但长期来看，如果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影响，将给企业带来大问题，股票估值也会受影响。因此，企业需要考虑包括能源转型在内的各种转型问题，以及气候将如何影响供应链等。这些均关系到企业长期韧性的建设。

　　所以，企业领导者不能只关注短期盈亏，还需要思考长期资产负债表和企业的终值（一家公司在预测期之后的永久价值）。这就是为什么CEO必须兼顾多项事务，任何一项都不能出现疏漏。

　　JC：可再生能源既是可持续的，也可以是具有成本优势的。比如，当前电动汽车的总成本可能低于内燃机汽车。所以可持续发展并不总意味着成本更高。

　　在我们建立的模型中，许多情况下可持续解决方案实际上比传统方案更“实惠”。当然，今天仍有不少领域，前者成本确实更高，但我们相信，随着实践经验不断积累、应用规模不断扩大，这些方案的成本会逐渐下降。最终，企业大约三分之二的边际减排需求都可以在合理的资本成本下得到解决。但长期来看，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减排需求无法仅依靠市场机制以合适的成本实现。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仍需要通过监管等措施推动脱碳，即使在中短期内，它可能还不具备充分的商业回报。

　　JC：对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判断转型的速度。因为说到底，如果行动太早，在趋势尚未明朗之前就投入大量资本，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如果等待太久，看不到转型正在发生，仍然依赖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而世界正在迈向清洁能源，同样也会付出巨大代价。因此，真正的挑战在于准确判断转型的速度，以及不同领域转型速度之间的差异。

　　JC：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预测。我们也围绕“人工智能与预测”展开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讨论。但人工智能的作用不止于此，它还能够加速多项技术的发展，帮助它们更快走向成熟，并以更快速度降低成本。这正是人工智能应该被应用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JC：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景。第一种，是延续当前的发展轨迹：我们没有加快行动，也没有加强合作，同时资本成本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终可能走向一个全球升温约2.9℃的未来，而对于许多地区，尤其是亚洲一些地方来说，这样的环境将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我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未来。

　　另一种路径，是加速转型。我们推动新技术发展，加大投资力度，并跨越国界开展合作，同时让相关技术保持可承受的资本成本。这样，我们就有希望迈向一个升温约2.1℃的未来。虽然这仍高于1.5℃目标，但2.1℃显然远好于2.9℃。相比而言，我更希望看到这样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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